來源：量子號

在當今社會，“創造力”已成為一種幾乎無可置疑的普世價值。從課堂教育到企業戰略，從個人發展到城市規劃，“創造力”似乎無所不在。我們贊美它、追求它、測量它、商品化它，甚至圍繞它構建了一整套意識形態體系。但創造力真的是一種恒久不變的人類天賦嗎？它的崛起是否另有歷史根源和文化動因？

在《創造力崇拜：一種現代意識形態的興起》一書中，歷史學者塞繆爾·富蘭克林系統梳理了“創造力”這一概念從無到有的發展歷程，揭示了它如何在20世紀中期的美國，從一種應對體制化焦慮的文化應激反應，演變為今日幾乎無法被質疑的核心信仰。他追蹤心理學家如何嘗試將創造力量化、政府與企業如何將其制度化，以及科技行業如何利用它塑造自身形象。與此同時，他也指出，這種對創造力的狂熱推崇背后，隱藏著不平等、焦慮與虛幻承諾的結構性問題。

最近，《麻省理工技術評論》采訪了塞繆爾·富蘭克林，在這篇文章中，他讓我們有機會深入思考一個看似簡單卻極具爭議的問題：我們為何如此執著于“創造力”？在人工智能日益逼近傳統人類能力邊界的今天，我們又該如何重新理解這一曾被視為人類獨有的特質？這是一段關于觀念演化的知識旅程，更是一次關于現代社會價值體系的深度拷問。請繼續往下看。

如今，人們在許多事情上難以達成共識。然而，即便在共識現實幾近崩塌的時代，仍有一種現代價值觀幾乎人人認同，那就是：創造力。

我們在教育中灌輸創造力，用各種方式測量它、羨慕它、培養它，并無休止地擔心它的消亡。這也難怪。從小我們就被教導，創造力是通往個人實現、職業成功乃至解決全球棘手難題的關鍵。多年來，我們建立了“創意產業”、“創意空間”與“創意城市”，并以“創意人”來稱呼活躍其中的整個階層。我們每年閱讀無數本書籍與文章，學習如何釋放、激發、培育、提升甚至“破解”我們個人的創造力。緊接著，我們還要閱讀更多內容，以掌握如何管理和保護這一寶貴的資源。

在這種狂熱下，創造力這個概念似乎就像一直存在于人類文明中的某種常識，是哲學家與藝術家亙古以來不斷思索和爭論的命題。這種假設看似合理，實則大錯特錯。正如塞繆爾·富蘭克林（SamuelFranklin）在其新書《創造力崇拜》（TheCultofCreativity）中所指出的，“創造力”（creativity）這個詞最早的書面使用其實是在1875年，“作為一個詞匯，它還只是個嬰兒。”更令人驚訝的是，他寫道，在1950年之前，“幾乎找不到任何專門討論‘創造力’這一主題的文章、書籍、隨筆、論文、頌詩、課程、百科條目或類似內容。”

這不禁讓人產生一系列顯而易見的問題：我們是如何從幾乎從不談論創造力，一躍而成無所不談創造力的？“創造力”到底與更古老的詞匯如“聰明才智”（ingenuity）、“巧思”（cleverness）、“想象力”（imagination）或“藝術性”（artistry）有何本質區別？或許最關鍵的問題是：為什么從幼兒園老師到市長、首席執行官、設計師、工程師、社會活動家，甚至到饑寒交迫的藝術家，都一致相信創造力不僅是一種美德——無論從個人、社會還是經濟角度而言——更是解決人生一切難題的答案？

值得慶幸的是，富蘭克林在書中提供了一些可能的答案。作為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的歷史學者兼設計研究員，他指出，我們今天所熟知的“創造力”這一概念，是在二戰后美國的文化背景下逐漸成形的，它像是一種心理療法，用以緩解日益增長的墨守成規、官僚主義和郊區化所帶來的緊張與焦慮。

“創造力通常被定義為一種特質或過程，模糊地與藝術家和天才聯系在一起，但理論上任何人都可以擁有，也適用于任何領域，”他寫道，“它為個體在秩序中的釋放提供了一種方式，也使現代企業迷宮中的孤獨發明家精神得以復蘇。”

加州大學人格評估與研究所的工作人員曾在1950年代設計了一項名為“賓果測試”的情境互動實驗，旨在了解人們生活和環境中的哪些因素會影響其創造潛能。（圖源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人格與社會研究所/莫納切利出版社）

如今，抨擊“追隨熱情”和“拼命奮斗”文化已是司空見慣。但在我開始這個研究項目時，那種“快速行動、打破常規”、顛覆者思維、創新經濟的理念幾乎是無人質疑的。某種意義上，這本書的想法正是由此而來——我發現創造力在某種程度上成了連接兩個世界的橋梁：一邊是關于創新和企業家的世界，另一邊則是文化中更為感性、波希米亞的一面。我想更深入地了解這兩者之間的歷史關系。

你是什么時候開始將創造力視作一種“崇拜”現象的？

就像“家庭主婦的崇拜”（cultofdomesticity）那樣，我試圖用這個概念來描述某種歷史時刻，在那個時刻里，一個觀念或價值體系獲得了廣泛而不加批判的接受。我逐漸發現，各種商品都在借“提升你的創造力”作為賣點——無論是新的辦公空間設計、新型城市規劃，還是“試試這五個簡單技巧”之類的內容。

你開始意識到，沒有人會停下來問一句：“咦，我們為什么都非得創造力不可？創造力到底是什么？”它已經變成了一種不可質疑的價值，無論一個人政治立場如何，都不會想到去質疑它。對我來說，這種現象非常不尋常，也說明某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正在發生。

你的書重點講述了上世紀中葉心理學家們試圖將“創造力”轉化為一種可量化的心理特質，并試圖界定“創造型人格”。這一努力最終是如何發展的？

簡而言之：效果并不理想。要研究任何事物，首先必須對你在研究的對象有明確共識。而最終，我認為這些心理學家群體在界定什么是“創造型人格”這一科學標準上，感到非常沮喪。他們的其中一種做法，是直接去找那些在被認為具有創造性的領域中已經成名的人——比如作家杜魯門·卡波特和諾曼·梅勒，建筑師路易斯·康和埃羅·沙里寧——然后對他們進行一系列認知與精神分析測試，并將結果匯總成文。這類研究大多是由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人格評估與研究所（IPAR）主導的，弗蘭克·巴倫和唐·麥金農是其中最重要的兩位研究者。

心理學家們對此的另一種解釋是：“好吧，這種個案研究并不實用于制定一個科學的普遍標準。我們需要的是大量數據，以及足夠多的人來認證這些‘創造力標準’。”這批心理學家提出的理論是，“發散性思維”（divergentthinking）可能是創造性成就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。你可能聽說過“磚塊測試”吧？也就是在限定時間內，想出盡可能多種磚塊的用途。他們基本上就是將這類測試的變體發給各類對象——軍官、小學生、通用電氣的普通工程師……形形色色的人群。類似這樣的測試最終成為衡量“創造力”的代表手段。

這些測試現在還在使用嗎？

你看到那些關于“人工智能讓人類更有創造力”或“人工智能比人類更有創造力”的新聞標題時，他們所依賴的測試幾乎總是某種形式的“發散性思維測試”。這在多個層面上都存在問題，最主要的是：這些測試從未被證明具有預測性。換句話說，一個三年級學生、一個21歲大學生，或一個35歲的成年人，在發散性思維測試中表現得再好，也并不意味著他們未來會在創造性領域取得成就。而這些測試之所以被設計出來，本來就是為了識別和預測“具有創造潛力的人”。但到目前為止，沒有一項測試能夠真正做到這一點。

塞繆爾·富蘭克林（SamuelFranklin）的《創造力崇拜》（TheCultofCreativity）一書的封面。

讀你的書時，我注意到“創造力”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模糊、甚至常常自相矛盾的概念。你在書中稱這種模糊性是“一種特性，而非缺陷”。為什么這么說？

如今，如果你問任何一位研究創造力的專家“創造力”是什么意思，他們大概率會告訴你，創造力是創造新穎的、有用的東西的能力。這個東西可能是一個想法、一個產品、一篇學術論文，甚至任何形式的成果。但無論如何，“新穎性”始終是創造力的核心關注點，也正是它與“想象力”“巧思”等其他相近詞匯的根本區別之一。但你說得沒錯：創造力本身是一個足夠靈活的概念，可以被運用在各種語境下，意味著各種不同（甚至相互矛盾）的東西。我在書里也提到過，也許這個詞并不精確，但它的模糊性卻恰恰是精準而有意義的。它既可以是游戲性的，也可以是實用性的；既可以是藝術的，也可以是技術的；既可以是卓越的，也可以是日常的。而這正是它廣受歡迎的一個重要原因。

對“新穎性”和“實用性”的重視，是不是也是硅谷將自己視作當代創造力中心的原因之一？

絕對是的。這兩個標準是并行不悖的。在像硅谷這樣的技術救世主義與超級資本主義并存的環境里，如果沒有實用性（或者至少是市場潛力），新穎性毫無意義；而如果沒有新穎性，實用性同樣也不值錢（或難以推銷）。正因如此，他們往往輕視那些看似平凡但極其重要的事物，比如手工技藝、基礎設施、系統維護和漸進式改進；他們支持藝術，也只是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能激發對實用科技的靈感——而藝術本質上往往是對實用性的抵抗。

與此同時，硅谷也樂于用“創造力”來包裝自己，因為它自帶藝術氣質和個人主義的象征意義。他們刻意擺脫那種傳統印象中、在實體制造企業的研發實驗室里穿著整齊制服的工程師形象，轉而塑造一種反主流文化的“車庫發明者”形象——一個游離于體制之外、在自家車庫里鼓搗無形產品與體驗的叛逆角色。這種塑造在某種程度上也幫他們逃避了不少公眾的質疑與審視。

一直以來，我們都認為創造力是人類的專屬特質，最多動物界里有些例外。人工智能是否正在改變這一認知？

其實早在20世紀50年代，人們開始定義“創造力”時，計算機取代白領工作的威脅就已經初現端倪。那時大家的想法是：好吧，理性和分析思維已經不再是人類的專屬，那我們還能做什么是機器永遠做不到的？而“真正的創造力”就是那個答案——這是人類最后的堡壘。很長一段時間里，計算機并沒有對“創造力”的定義構成實質挑戰。但現在情況不同了：它們能做藝術和寫詩嗎？可以。能創造新穎、合理又有實用性的產品嗎？當然可以。

我認為這正是硅谷有意為之。那些大型語言模型正是被有意地打造成符合我們對“創造力”的傳統定義的樣子。當然，它們所生成的東西是否真正具有“意義”或“智慧”，這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。如果我們在談論“藝術”，我個人認為“具身性”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。神經末梢、荷爾蒙、社會本能、道德感、智識上的誠實——這些或許不是創造力的必要條件，但卻是創作出“好作品”的關鍵因素——甚至是那種帶有一點復古意味的“美”的作品。因此我才說，“機器是否能真正具備創造力？”這個問題并不那么重要；而“它們能否擁有智慧、誠實和關懷？”才是我們真正該思考的，特別是當我們正準備將它們納入我們的生活、讓它們成為我們的顧問與助手時。